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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勇故宫系列再“上新”

这次他要在藏品中品鉴汉字书写之美

黄彦文

版次:B02 来源:扬子晚报      2021年08月19日

  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、任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的祝勇在故宫中待得最久的房子,是他的办公室。那是在紫禁城西北角,在城墙内、角楼下的一个前后三进四合院。故宫学研究所就设在这座小院里。工作多年,他在这个小院里度过了无数的春秋冬夏,对它已无比熟悉,对一砖一瓦都有感情。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名研究者,他书写着故宫的典故与传奇,从独特角度展示一个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。近日,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“祝勇故宫系列”的第十本书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。

  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黄彦文

  故宫书写十年,从“书法”到“法书”

  祝勇对故宫藏品的书写始于2011年。2018年,人文社推出了“祝勇故宫系列”的第一本书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,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突出,目前已累计印刷10次、发货超12万册,并入围了2018年度的“中国好书”。

  2021年,在祝勇开启故宫书写的第十个年头,他将目光转向故宫中同样光芒万丈的一类藏品,我们生活中最熟悉却又日渐陌生的一种艺术——书法。

  在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中,祝勇用诗意的语言、散文的笔法、史学的态度,以李斯、王羲之、李白、颜真卿、怀素、张旭、蔡襄、蔡京、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岳飞、辛弃疾、陆游、文天祥等十余位古代书法家为线索,选取两岸故宫收藏的书法名作,讲述了这些书法名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,再现了这些“千古风流人物”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。在祝勇看来,与西方人以工整为美的“书法”比起来,中国法书更感性,也更自由。尽管秦始皇(通过李斯)缔造了帝国的“标准字体”——小篆,但这一“标准”从来不曾限制书体演变的脚步。《泰山刻石》是小篆的极致,却不是中国法书的极致。中国法书没有极致,因为在一个极致之后,紧跟着另一个极致。

  祝勇认为,中国书法之所以如此自由,原因正是在于中国人使用的是这一支有弹性的笔——毛笔。这样的笔让文字有了弹性,点画勾连、浓郁枯淡,变化无尽,在李斯(第一章《李斯的江山》)的铁画银钩之后,又有了王羲之(第二章《永和九年的那场醉》)的秀美飘逸、张旭(第五章《吃鱼的文化学》)的飞舞流动、欧阳询(第五章《吃鱼的文化学》)的法度庄严、苏轼(第八章《此心安处是吾乡》)的“石压蛤蟆”、黄庭坚(第九章《世道极颓,吾心如砥柱》)的“树梢挂蛇”、宋徽宗“瘦金体”薄刃般的锋芒、徐渭犹如暗夜哭号般的幽咽顿挫……同样一支笔,带来的风格流变,几乎是无限的,就像中国人的自然观,可以万类霜天竞自由,亦如太极功夫,可以在闪展腾挪、无声无息中,产生雷霆万钧的力度。

  超越书法,关注背后的“人”

  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的书法名作自然是“国家宝藏”,这些法书之所以价值连城,并不是因为它们“好看”,而是因为这些作品背后的“文化价值”。“我们应该感谢历代的收藏者,感谢今天的博物院,让汉字书写的痕迹,没有被时间抹去。有了这些纸页,他们的文化价值才能被准确地复原,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完整地重现,我们的汉字世界才更能显示出它的瑰丽妖娆。”祝勇说。

  写故宫文物,从文化背景上来看,祝勇是从艺术学、从外部进入故宫的,所以祝勇的解读方法和角度一定也与“专业”写作有所不同。祝勇试图把这些艺术品从一个狭窄的领域里“拉”出来,在他独特的知识结构中对文物进行新的阐释。这些阐释是基于真实史料的非虚构写作,每段故事情节甚至细节都有依据,带着当代人的思想和视角去打捞历史中的人物,这种写法本身又是文学的方式。历史学注重真实,文学关注的则是事实背后的“人”。

  祝勇说:“我不想把它们从宏大历史中剥离出来,变成彼此没有联系的讲述,我想搞清楚它们各自的位置与彼此的关联,创造一个大文化的视角去解读故宫文物,这个视角可能基于中华文化,甚至要超越中华文化,从世界人类文化的视角,把文物当作一个文化现象去写,超脱绘画、书法这些具体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史本身的研究范畴,在人类文明、文化的层面上去重新观照这些历史古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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