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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
第T02版:初心如金之峥嵘岁月    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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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
70多年前,江淮银行与华中银行、抗币与华中币,以符合商品货币经济运行的方式打赢
那一场没有硝烟的“货币战争”
马燕 李冲 沈春宁

  邓克生和臧文夫妇合影。邓克生家人供图

  黄老近照。杨泽华摄

  1946年春,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邓克生(右)与许振东(左)、许介眉(中)兄弟,在研究建立地下通汇线时合影。图源: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史馆

  图为鼎元钱庄。图源: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史馆

  70多年前的华东大地上,国共之间除了军事大战惊心动魄,同时还有另一场“货币之间的生死较量”。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史馆里,记载了上世纪40年代,江苏区域“江淮银行、抗币和华中银行、华中币”的红色金融沿革史。当年,它们以符合商品货币经济运行的方式,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“货币战争”。

  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 马燕 李冲 沈春宁

  新四军办银行

  从资本金到货币投放,始终以信用为本

  皖南事变后,新四军赴苏北重建军部,面临着军费来源困难的问题。自主办银行成了迫切要求。那时,苏北还受到货币信用严重缺乏的困扰,百姓不敢持币,经济处于“以物易物”的原始交换状态。新四军银行如何建立起信用?

  办法是这样的:银行把军部所持的金条银圆等军费当作资本金,解决挂牌创业资金来源,并作为所发抗币(华中币前身)的储备基金,军部金库同时也是江淮银行(华中银行前身,1941年创建)金库。当金银储备不足时,拿粮油盐布等实物充作发钞储备金。

  江淮银行首任董事长朱毅后来还规定:足值储备不得低于80%,仅允许20%的信用发行。

  在盐城抗大五分校第一期女生队中学习的臧文等学员,被抽调进行财会培训,是新四军银行首批行员,见证了华中银行靠信用成长的历史。她记得,银行从起步之初就尊重资本金的充实足值,尊重办银行、发钞票离不开市场资信,到后来的根据部队移驻变化调控物价、维护币值——每当新四军驻军增多,就多调物资投放市场;部队北撤时,抛出库存物质,多回收流通中的华中币,不让敌我拉锯状态下的百姓因持币“吃亏”。

  抗币、华中币逐渐被百姓信任,成为苏皖地区硬通货。加上华中银行扶持民众经济,根据地财经实力增长很快,成了支持新四军、华中野战军队发展壮大的强大经济后盾。

  后来,人心向背不光体现在军事战场上,也反映在持币选择上。新四军财经老战士黄如之、臧文记得,“战后遣散俘虏、发放路费,回乡的国民党士兵除了银元,也是宁要华中币而不要法币。”

  华中银行办出商品货币经济特色 与一批懂经济的人才分不开

  臧文每当回忆起老领导总用“经济人才济济,个个叫人佩服”来称赞。

  朱毅,1928年留学日本归国参加抗战,被陈毅特聘为新四军财经部长兼银行董事长来组建与发展江淮银行。行长陈国栋、副行长范醒之及臧文的入党介绍人宋季文(时任新四军一师供给部长),都是由财经银行专家章乃器所办财经训练班培训出来的。徐雪寒、忻元锡等副行长、行长,在华中银行也已显露经济才干。陈国栋被誉为“粮食活字典”。徐雪寒曾奉上级指示携万两黄金秘潜沪、港等地开拓了金融、商贸战线。还有副行长李人俊、骆耕漠、龚意农、陈穆,与云集这里的顾准、孙冶方、薛暮桥、钱俊瑞等一大批经济精英,均是财经理论专家、商品业务行家,构成了华中根据地特有的商品经济人才集群。

  众多人才中有一位“通俗经济学家”邓克生,被誉为江苏经济学界“受尊敬和怀念的前辈与典范”。今年92岁的原江苏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沈立人曾撰《邓克生传略》介绍,邓克生1911年出生于长沙,父亲是纸商。他原本可以坐享家富,却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,并以家财资助湖南省委地下党,还按党指示以置父母墓地之名购田庄作地下党联络点。他1938年加入共产党,出任湖南省委机关报《观察日报》总经理,并开办《经济学讲座》专栏,从日常经济现象入手,介绍马克思经济学原理。所写《新经济学讲话》、《经济学常识》等大众化读物,启蒙经济学知识,“教育了很多读者,不少人受启蒙而投奔革命。”

  沈立人介绍,邓克生完全自觉地奉献于革命。“冬季一套旧棉袄,夏天一身夏布衫,一个背包,几本书籍,就是他的全部财产”,“唯一的奢侈品是一支金星牌钢笔。”正是这支笔、这几本书,表现出邓克生学以致用。1941年后,邓克生由党安排到新四军从事财经工作,先后担任华中银行分行行长、总行副行长、行长,他在讲解商品货币知识的同时,用这些经济理论积极为华中根据地创造财富。

  提出“标、折、比” 类似于今天的“外汇牌价”

  臧文回忆,华中根据地有着区域特殊性。一方面,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繁荣、商品货币程度最高之地,即使军事对峙也阻挡不了民间商业来往和社会商品经济成长;另一方面,新四军解决自身财源也离不开商贸。不同货币间如何结算?华中币与域外币如何确立比价?这包含着经济学问和商贸技能。

  在华中银行岗位上,邓克生理解、熟悉商品货币的专长得以发挥,他帮助朱毅、陈国栋等制定出台了“标、折、比”——类似今天银行“外汇牌价”,及时、灵活调整华中币和国统区法币间的汇率比价。

  一开始,华中币紧盯国统区法币来培育市场信用,流通信用确立后,币值巩固了、实力增强了,再不断调整。比值兑价从1:1到1:5,1:10,再逐步向1:20、30、50升进。直到1945年10月宣布华中币放弃固定汇率,采取浮动汇率,由市场自然比价定价。国共和谈破裂后,华中币视法币为对手币,货币战进入白热化。

  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离休干部黄如之,现已年过九旬。他1940年参加新四军,1942年开始从事财经工作的,当时任华中银行黄桥办事处主任。他回忆:“每个县支行或办事处都有调研员,他们通过商人,或者听收音机,每天了解上海、无锡的物价情况,再上报分析。”综合了各处调研员汇报的信息,邓克生等行领导再商议确立两种货币的折算比率,挂牌向市场公布。“标、折、比”掌握好了,汇率精算到位,对引导好市场交易、商人换汇和征粮征税,进而对支撑根据地的经济和军队后勤保障大局起到大作用。

  “标、折、比”机制适应了市场变化,确保了华中银行、华中币的稳固发展。而经济后勤有一批懂得商品货币的人在抓,前方也就有了打大仗、打赢大仗的经济底气。

  建立地下通汇线 华中银行的又一特色金融

  回忆中,黄如之专门讲了一段特色金融史——“通汇线”:华中银行与国统区的汇票业务。用华中币购买上海、无锡等敌占城市的期票,“交进口商人去购回医药、被服、汽油等军需用品。一方面给进口商人以厚利,一方面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。不少商人冒着生命危险,帮我军购进大批军需物质,对革命战争作出了贡献。”

  臧文老人的回忆文章中,也记载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:1946年,邓克生奉华中财委意见,与陈国栋、徐雪寒商议,建立了由高邮经扬州、镇江到上海,由淮阴到南京、上海的两条地下通汇线,解决大宗外汇的供求与支付、结转需要,打破封锁,也保障了国统区地下党包括国共和谈期间党在南京、上海办事处的活动经费。

  这一重要金融阵地,由谁在上海出面?邓克生想到了相识、相知于桂林救亡爱国活动,当时活跃于沪的金融人士许振东。党出资50%、社会招股10%,许振东出资40%并任法人代表,副经理、襄理是地下党员,会计就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朱枫,筹建了鼎元钱庄。因市场资信良好,连国民党高官都将自己的私房钱入股、存放。鼎元钱庄,既是共产党在沪资金的“中转加油站”,也是情报“收集站”,还是人员秘密往来的“交通站”。

  国共谈判破裂、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后,汇兑业务停止,为防国统区货币贬值,许振东把钱庄结余资金全部购换成黄金。到1948年年底,鼎元钱庄向党组织上缴的黄金是900两,党投资的本金全部收回。臧文在回忆文章中写到,“党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,鼎元注入20%的股东;夏衍和张尔华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,鼎元投过去的资金是260两黄金。鼎元后又将盈余的100两黄金上缴上海地下党,还曾采购军用的胶鞋和搪瓷碗,解决了我军作战部队的急需。”

  几年“货币大战”下来,华中币贴近民情、保障民利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,保持了币值坚挺和商业信誉;法币及后来“币制改革”出台的金圆券则滥发而不断贬值,最后加速了国民党的战场失败、民心溃失与政权垮台。

  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史馆记载,为支援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,华中银行总行随华中工委向前线迁移,大量供应华中币保证前线军需供应所需经费。

  70年前的胜利史上,不能忘记这一页:华中银行和华中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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