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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11月06日 星期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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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11月06日 星期四
戈宝权是著名翻译家,1938年入的党。他第一次评级为行政十级,后来调资,他都让人,七让八让一直让到死还是十级。
戈宝权在南京

    [南京]张昌华

    1997年春,范用陪同丁聪来南京签售他的新作《你写我画——文化名人肖像集》。范用向我提出要见两个人:戈宝权和金玲(陈白尘夫人)。是时,戈宝权已躺在南京富贵山旁海军某小医院里。医院规模不大,设备很一般,戈宝权与另两位病人同住。

    戈夫人梁培兰女士把我们引入病室时,戈宝权正在昏睡。夫人将其唤醒。范用坐在他病床边连呼:“戈先生,我是范用,我是范用!”戈宝权睁开眼睛,一脸茫然。陪同的医生说:“戈先生现在有时清醒有时昏迷,没有什么意识,更不能讲话了。”范用多愁善感,眼睛顿时红了起来。又自语“几年前我们分别时还好好的,怎么一下子变这样呢?”

    不一会,戈宝权睁开了眼睛,紧盯着范用,大概是在他记忆的深处,找到了这位几十年的老朋友,他艰难地把干枯的手抬起来挥了一下。范用赶忙伸手紧握着。“清醒了!”医生说。因我随身带了本《你写我画——文化名人肖像集》,内有丁聪为戈宝权绘的一幅速写,本想请戈先生签名的,见状收了起来。不料,梁培兰女士向我招招手,“把书拿来。”她将书翻到戈宝权素描像那页,俯首在戈宝权耳边说:“签个你的名字吧!”戈先生很听话,握起笔,但怎么也握不紧,又是躺着,用不上劲,费了好大力只画了一个“戈”字,梁培兰握着他的手,代签了“宝权”两个字,我看了真于心不忍。那一幕像刀刻一样在我的脑海。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后一个签名呢。

    此后,我成了戈宝权家常客。因我们两家相距很近,周日常去拜访。戈宝权有时住医院,有时住家。大概是1999年秋,戈宝权回家了。我去拜访时,恰梁女士暂时不在。他们收入不高,没请雇工,里里外外都由梁培兰张罗。戈宝权躺在床上输液,大概是怕他手乱动,插管子的那只手用布带绑在床框上。有相当长一段时日,我隔三差五去戈府,主要是帮助梁培兰整理戈先生文稿,先编校《中国人民友谊的使者:戈宝权画册》,以及编校《戈宝权纪念集》。梁培兰后来竟将有曹靖华、戈宝权签名的1930年版《铁流》送我。

    戈宝权原在北京工作。他的藏书丰富,藏有一套九十一卷本《列·托尔斯泰全集》,苏联用20多年才出齐。连北京图书馆都没有配齐,而戈宝权收有全套。他毕生储蓄全用在买书上。他热爱故乡南京,1986年将毕生收藏的两万册图书,其中含许多珍本、善本,悉数捐给了南京图书馆。南图为他特设“戈宝权藏书室”。政府给他一笔奖金,他回馈社会,设立“戈宝权翻译奖”。

    晚年,戈宝权想回江苏养老、写作、治病。江苏省政府在南京半山园城墙边配给他一栋相当不错的房子,单门独院。不料,回宁后他健康愈下,患帕金森综合征,神志时清时昏,有段日子,吃喝拉撒全在床上。身边无子女,全靠梁培兰照顾。住院时,梁就在戈宝权病床边搭张活动小床陪伴过夜。好在医院距家很近,她白天回家做饭,再送到医院。梁培兰照顾得很周到,她告诉我,戈宝权缠病榻四年,竟然没生过一次褥疮。

    梁培兰是他的第三任妻子,原中国社科院“文研所”会计,他们是在五七干校结识的。前两任妻子都是音乐、艺术界人士,大概是嫌戈宝权太忠厚老实,都离他而去。戈宝权晚年虽受病折磨,但有现在这么一位贤惠、能干、体贴他的妻子是幸福的。特别是戈去世后,初中文化水平的梁培兰,为丈夫的遗著整理、出版,跑经费,跑出版社那份琐碎和艰辛,我是目睹者,真的不容易。

    梁培兰也有微辞,她对我说过:戈先生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,全国解放时是首任驻苏“代办”,第一次评级为行政十级,后来调资,他都让人,七让八让一直让到死还是十级。如果级别调了,只要一级,那么他的医疗待遇就大不一样了,或可多活几年。她说,她从与戈先生结婚起,从不叫他名字,一直叫“戈先生”。她有句名言:“戈先生幸福就是我的幸福”。

    戈宝权是著名翻译家,普希金的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就是他译的。2000年5月15日,“老渔夫”戈宝权魂归大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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